《四象》是一本由梁鸿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人生是一场拼争，每一天都在攀登…爬上了这一座山，越过了那一道岭，眼前又有一座峰…历尽艰辛不回头，拼争攀登不停步…天天都在圆那甜蜜美好的梦！空谈误国误人民，实干兴邦利人民…科学谋划巧按排，瞄准宏图和目标…脚踏实地不浮飘，深入实际办实事…三个目标必实现，中国梦想必实现…美好又美满！生活里有太多的偶然，也有许多的逆境，也有许多的不尽人意之处，要理性的看待人生的百态。有句话说的好，大度能容，不动声色。一定要掌握好自己心态的分寸，世间万物有时候随着我们的心灵变化而转移，心地宽阔是人生幸福的基础，是阴是晴自己做主，悲欢只在一念间。这本书、和作者梁鸿都是一种高级的、高纬度的存在。初读不知所云，以为作者在高度的醉酒状态下写下此书；又以为神灵附体，大气磅礴。虚构、非虚构、人间、阴间、神灵、魂魄、游荡、寻找、回归、等待。读完后“整个人都不是很好”的状态。似混混沌沌，又似混沌中裂出了缝隙，透出了光。似懂、又非懂。正所谓：无极两仪，四象八卦。天地之间，阴阳交汇。环环相扣、生生不息，一点接应，四通八达。人皆草木，融行于山川，显性与相貌。读后记：年复一年，去墓地成为我生命最基本的内容。它是一种仪式，但又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当父亲带领我们，先是我们姊妹几个，后来人越来越多，一天天往墓地方向走时，好像我们在不断练习死亡，又好像在和墓地的亲人不断交流。有时我们会去读那些掩在荒草中的墓碑，父亲会告诉我们，他是谁，经历了什么，有怎样的故事，他的家人现在又如何，都到了什么地方。那些时刻，活着与死去，地上与地下，历史与现在，都连载了一起。他们仍然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们的故事还在延续。《四象》读后感(三)：梁鸿：我不怀疑爱情和亲情，我只是不确信人性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中因为有三个亡灵作为主要人物开口说话，而拥有了一些超现实的，或者说魔幻的意味。但你说过，你并不是想用魔幻主义的方法去虚构一个世界，而是想让大家感觉那就是真实的世界。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作为现实中的人去讲述，而非要是亡灵呢？梁鸿：我遇到的问题是，怎样让100多年前的人在现代社会里说话，而不是用回忆的方式来写它。我们通常的写法是回忆，但我想要的是一个并置的时空，现在和历史同时并存，不是对历史回望，而是直接参与到当下之中，我要让这些人交织在一起，让历史真的就在现在的生活中行进。这种时空的并置可以达到一种自由，达到让历史的眼光一直追随。历史一直在参与当代生活，并试图改变现在的生活，这其中既有正面也有负面，我们说历史的魂魄也行，糟粕也行，精华也罢，总之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希望韩孝先所处的当代生活能体现出这一点，就比如说韩立阁试图指挥韩孝先对村庄复仇。我们今天的很多行为都在被历史支配，不是孤零零的。我觉得一个写作者，要把这种历史性呈现出来，让亡灵直接来参与诉说，呈现它的样态，也是自由度的一个体现吧，不需要用隐喻或者暗喻，它就在那儿。但是这种设置本身带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你让这些亡灵们怎么说话？他们是一甲子以前的人，思维还停留在那个时代。也因此才有当韩立阁非常得意地讲起自己当年当县长实行的自治手段，如何把一个偷西瓜的8岁孩子枪毙以杀一儆百，最终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时候，经过现代洗礼的韩孝先愤怒地说，你杀一个8岁的孩子那是犯罪，你这个王八蛋杀人犯！在这儿，我其实想要表达的也是一种历史观。这是三联对作者的访谈，我无权转载，请大家到三联生活周刊的公众号找全文吧，我觉得这个访谈非常有意思，值得一看。这部小说的题记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传奇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为美而死》中的诗句：“就这样，像亲人在黑夜相逢/隔着坟墓，喋喋低语/直到苔藓封住我们的嘴唇/覆盖掉，我们的名字。”从主题上来讲，这个题记与小说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无论对于作家还是对于读者，这个题记都十分重要。对于作家而言，“亲人在黑夜相逢，隔着坟墓，喋喋低语”这种审美意象，被世界遗弃在角落里的父亲的坟墓，河坡最边缘入定了一般枯坐的背影，是她文学创作的最初冲动，也是她展开艺术想象的审美维度。对于读者而言，这是我们进入这部小说的入门钥匙，是我们理解这部小说的审美假定。对于理解这部小说的艺术世界和审美创新来讲，小说的另一个题记似乎更为重要。这个题记出自《易传•系辞上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段话有不同的解释，但总体而言，它似乎在讲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我们这种理解大致不差的话，那么，这个题记与这部小说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同构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不仅体现在它们共同营造的这个复杂世界上，而且体现在这个复杂世界的内在结构上。从世界本身的构成来看，《四象》的世界与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一样，都由现实、历史、自然、灵魂构成。从其内在结构来看，它们都体现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形式。韩孝先等四人从梁庄河坡出发，一路经县城到省城，经历了一番世事之后，在小说结束时又回到梁庄河坡。这就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结构。这种封闭的循环结构不仅体现在韩孝先等人的经历上，而且体现在小说四章的题目“春、夏、秋、冬”上。从故事本身来看，这个封闭结构可以视为小说的太极。在这个太极中，不仅生活着人间的芸芸众生，而且生活着冥界的众多鬼魂。人间与冥界就构成了太极中的两仪。这部小说的叙事主人公有四个：韩孝先、韩立阁、韩灵子、韩立挺，他们分别代表着我们观察世界的四个维度：现实、历史、自然和灵魂。这四个叙事主人公或者是我们观察世界的四种维度又构成了两仪中的四象。从故事情节上来讲，这部小说并不集中，很多故事从四个叙事人那里生长出来，不仅没有交集，而且发散出去之后，我们甚至看不到它们未来的走向。这些发散出去没有交集看不到终点的故事就构成了四象中的八卦。整体上看，小说的循环结构、人间冥界的共存、四个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的叙事主人公、发散出去没有终点的众多情节与《易经》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种阐释世界的方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徐洪军阅读梁鸿的新作《四象》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在日渐微弱平易近人的叙事语言中，作家梁鸿这一次做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用全新的语言，而非叙事来写一本小说，语言罕见的清澈，狂乱中包含力量，如果读者能够接受这种语言的张力，有一点耐心，就能从语言背后看到叙事，看到故事，看到三个亡魂穿越到了人间，和一个精神分裂患者，搅乱人心的反穿越故事。韩立阁：百年前的留洋军官，曾担任县长，回乡时惨遭报复，自己和家人被杀，戾气极重，想带着百万亡魂回到人间，进行复仇。他是强劲的仇。韩立挺：基督教的长老，活到九十余岁，可是他软弱，善良，看着自己的教堂在百年前被烧毁，里面的教众像油一样被烧完，他还是活了下来。他是软弱的善。灵子：无名少女，纯真的13岁女孩，无名无姓，不知年月死在梁庄的路边，家人从未来祭奠。她是莫名的纯真。这三个亡魂，意外地发现了通往人间的出路，就在一个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小伙子身上。韩孝先，本事高考状元，IT行业，前程无忧，却因为感情受阻，意外疯癫，有了被迫害妄想症，又被人埋到地下，才意外看见了这三个亡魂。一个凡人和三个亡魂相遇，除了灵子，每个人都怀着目的，想要借彼此来实现自己在人间的目的。正是因为如此奇特的设定，作者在叙事语言上也做了特别的处理，四个人的声音、念头、想法轮流出现，支撑叙事，叙事藏在每个人的言语里。每个人叙事地转换特别的迅速，几乎是一个段落内就有两三个人在说话。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来分辨，很容易被声音遮盖了叙事。所有的穿越故事，是一个现代文明如何看到古代文明的过程，而《四象》的反穿越，是过去的文明，县长自治和基督精神如何看待现代文明的故事。梁鸿在书出版之后，也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这是对现代人精神状态的探索和写照。在三个亡魂的帮助下，韩孝先，一个精神分裂病人，有了通灵的能力。来访的人络绎不绝，人们试图知道自己死去的亲人在地下过的是否还好，人们想要知道如何保住平安富贵和权势。这样灵验的大师，时间久了，自然会被送往当地权力的中心，县长面前。这是韩立阁的目的，接近权力，操纵权势，实现当年未尽的政治抱负。韩立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抚慰他们空虚的心灵。而灵子，纯洁的灵子没有目的，只想问问来的每个人，问问有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来看自己。三个亡魂和一个精神病人，竟然一步一步，从乡村走到了寺庙、走到了县里，走到了省城，韩孝先从精神病人成为了上师，神医，权贵名流，争相与之交往，只是为了得到一点，让自己如何过得更好——拥有更大的权力、获得更多的财富。这是梁鸿对现代文明精神生活的担忧，人们因为什么都不信，所以宁愿相信虚无，相信一个号称能看到过去世界的人。人们渴望得到并不真的是亲人的消息，而是从死者口中得到更多利益。这不是一个值得拯救的世界，于是只有各类心怀鬼胎的人和鬼，没有英雄。这种心态被亡魂利用，而韩孝先又利用亡魂，想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他的女朋友娟子，在他的口中，因为嫌贫爱富，抛弃了他，成为了自己上司的妻子，他想要再见到娟子。在这里，因为韩孝先是精神病人的关系，他的叙事充满了不稳定，不确定，他口中的娟子是如此。可是在他朋友口中，娟子和上司并非如此，而是为了他生病入院的事日夜奔忙，想要救他。最终，当韩立阁的目的快要实现时，却被韩孝先倒打一耙，彻底埋入地下。在这里出现了故事的最高潮，韩立阁带着地下的亡魂，想要突破生和死的屏障，带着百万灵魂回到人间，把这世间的秩序彻底改变。可是他发现，他做不到。亡魂悲戚，日夜呼喊，但是无人能听到。曾经能够听到的他声音的人，韩孝先，也背叛了他。当生者开始背叛死者，死者也会离生者而去。有了钱，发了财的韩孝先，他从一个通灵者，似乎真的变成了一个骗子。但是又并非如此。他积攒下来的钱，却最终为韩立阁及一切试图僭越时间秩序的人设置的障碍，他修建了一堵高墙，将所有的亡魂紧固在地下，当他再次回到地下，亡魂想要吞噬他的时候，韩立阁又一念之间，拯救了他，将韩孝先推到地面上，自己被亡魂吞噬，彻底阻隔了生与死之间交流的可能。在此，韩立阁最终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生者和死者都在无意间，又重新恢复了人间的秩序。韩孝先自毁听力和说话的能力，于寂静之中做了永恒的守墓人。一切闹剧落幕。这是个很疯狂的旅行，三个亡魂带着一个疯子，如何在世俗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最终又如何被生死的屏障所阻隔。只有灵子，没有目的，或许她的纯真里，某部分就是遗忘。因为没有人记得她，因为没有人挂念她，她作为死去的人才会如此孤独。人们会死亡两次，第一次是肉体的死亡，第二次，是从所有人的记忆中消失。而梁鸿在这本小说中试图做的，就是不想让死去的人被遗忘。梁庄，这个小小的地方，有多少亡灵呢，有多少记忆正在被抹掉，作者所做的努力，其实是一个疯子的努力，试图让生者记住死者，让死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才有了这个亡灵穿越到现代的故事。这种努力，显得极为可贵，故事中的委屈、疲惫、焦虑、委屈随着喷薄而出的语言一股子涌到了故事里，似乎语言只是阅读小说的工具，而在这本小说里，还有一种渴望透过文字，通过气息和读者交流的渴望。如果你能感觉到，那么这这对你来说，就是一本绝佳的小说。我猜想，梁鸿写《四象》，起初，应该是源于某种从内部而来的活力。那活力萌动着，跳跃着，在混沌中不停流淌，生机勃勃地要破土而出。这动人的活力，具体到这个长篇，就是无量的声音：“我听见很多声音，模糊不清，却又迫切热烈，它们被阻隔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只能在幽暗国度内部回荡。我想写出这些声音，我想让他们彼此也能听到。我想让他们陪伴父亲。我想让这片墓地拥有更真实的空间，让人们看到、听到并且传颂下去。”这被阻隔在时空之外的声音，寂然默然，没有形状，等待着某个特殊机缘来唤醒。我愿意说，这等待唤醒的无数声音，是这个长篇的“太极”。在作品里，这无数的声音，包含着中国近百年来的复杂历程，包含着历史深处每一次转折的困难和际遇，包含着当下社会可能面临的巨大问题和可能，包含着时间大潮中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哀乐，包含着置身当下的人们曲折的心思和委婉的心事……这一切仿佛都在同一瞬间奔赴到梁鸿笔下，要让她巨细靡遗地描画出来，不偏不倚，不漏不余。这个能量奔赴笔下的瞬间，蕴含着无数的选择，携带着丰富的生命气息，你不知道它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子。这是写作最为丰沛自由的时刻，虽然还不知道作品最终会是个什么样子，却有着天地初分时的意气洋洋。不妨说，这是梁鸿写作的“阳仪”。与此同时，这奔赴而来的一切要求梁鸿给出一个形式，是诗歌？是随笔？是小说？是虚构？是非虚构？……那个即将诞生的作品，是以人物为核心吗？还是从一个意象开始？或者，重点是对百年中国或当下的反思与探究？似乎都应该有所涉及，却似乎每个方面都无法饱满地展示所有的声音。于是，梁鸿试着建立一个阴阳交界处的空间，在这里，人物有了在时空中穿梭的能力，历史与现实在其中交替出现，如此，百年间的事与人便可聚于此一地与此一瞬。这样复杂的虚构世界，不会也不应该一蹴而就，它不负责提供简单的答案，也不给出虚幻的理想，其中定然充满尝试的新鲜痕迹和技艺尝试者才有的生涩，并一步一步累积出属于新生之物的能量，在某些缝隙透出明亮的天光。没错，这算得上是梁鸿写作的“阴仪”。作品分四章，春夏秋冬各一章，可谓第一层“四象”；每章又分四节，可谓第二层“四象”。各章四节中的每一节，固定属于一个叙述者，分别是立阁、立挺、灵子和孝先，他们各自的情形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恰又各成一象，是为第三层“四象”。不妨把立阁看成近代以来的进取者形象。他集合了近代以来勇于进取者的多重信息，年少时习得的旧知识和旧道德，成年后学会的科学与民主、英语和算学，新旧结合生出的严苛道德或法律意识……这差不多是通常确认的旧世界进入新世界的最佳路径。然而世事岂如人意，立阁出师未捷便遭斩首，却仍心念着整顿天下，即便在阴间，也不忘自己的进取姿态：“如果他们能重新回到地面，如果大地上全是这些阴魂，千百年来那些受冤屈的、被遗忘的，那些富贵之人、贫穷之人、老死之人、横死之人，都回到大地上，他们所过之处，就会是一片片废墟。到那时，他们就可以和绿狮子汇合，在人间为所欲为。”进取无门，情绪过亢，是剥极之象，必然导致新的变化，可称“老阳”。也不妨把立挺看成近代以来的退守者形象。他怀抱爱与仁慈，耐心和容忍，希望能免除世界的惧怕和刑罚，期望人能于世间获得安宁。然而，爱阻挡不了恨，仁慈抵抗不了凶狠，耐心和容忍无法祛除急躁和狭隘。人仍然不可避免地遇到惧怕，看到可怕的血月亮：“慢慢地，它被遮住了，消失了，等再出现的时候，就变为血月亮了，鲜红的血雾弥散在月亮中，像经过一场激烈的战争，里面的人变成骷髅了。人们像中了诅咒，疯了一般，夫妻打架，姊妹生仇，路人互殴，一些年轻人去街上打砸抢烧。”即便集聚所有的善意用来退守，衰退仍然会在这过程中到达顶点，是为“老阴”。灵子和她认知的世界，可以看成“少阴”。在灵子熟悉的世界里，每一种生物都跟她有关，她能够倾听它们的言语，分辨出它们不同的样子，跟它们建立微妙的情感联系，也因此而能看到充满生机的一切，所谓“少阴之中，景物澄鲜”：“空气软得很。草啊、花啊、泥啊、鹅卵石啊、水啊，各有各的味道，混在一起，灌到我心里，我只想动，我又活过来啦。毛虫、千脚虫、蚰蜒、蛴螬、屎壳螂们在我身上爬啊窜啊，围着我，爬到我腿上，粘到我指头缝上，争着和我说话。”孝先则几乎是“少阳”景象。他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又跟着立阁学易经，跟着立挺学圣经，陪着灵子认识生物……既感受了近代以来的进取气息，又了解西方的爱与仁慈，且意识到时代的各种病灶，并能与万物建立联系，不正显现出必然更新的气息？孝先似乎也意识到了这气息，觉得自己承担了巨大的使命：“我是隐匿在人间的救世主，我不会让他们乱了秩序，人间和阴间，天和地，白天和黑夜，人和人，世界之初是什么样子，就还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回到这河坡上，就是为了承担这一使命。”然而，《四象》并没有给历史盖棺的野心，或者为世界寻找一个救世主，分派好的角色在自身打破了自己——立阁没有寻求进一步的变化，而是回到了原始的复仇本能；立挺的退守早已不是老子的柔弱，而是西方传统在中国的变形；灵子的万物有灵，存留着太多的天真气息，恐怕经不住现代都市的检验；复合了诸多时代信息的孝先，有可能只是一个病人的幻觉……四象分散，世界自行发展，大概没有人可以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境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可是，所有人为此付出的努力，包括梁鸿写《四象》这一行为本身，仍然功不唐捐，就像亲人在黑夜相逢——是缄默的欣喜，或重启的可能。《四象》具有转折性和拓展性的意义。它表明，在文坛盛行“轻逸”和“日常”写作之时，总有一些具有思想力、不畏艰辛的作家，他们愿意携带着一份沉重，一份悲凉，返回到并不久远却已被淡忘的历史场景之中，以此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这里，梁鸿所要宣扬的是，“人”生于有始有终、有情有义的天地之间，应当要“配得上这广大和丰富，所以要仁礼义正”。“就这样，像亲人在黑夜相逢/隔着坟墓，喋喋低语/直到苔藓封住我们的嘴唇/覆盖掉，我们的名字。”梁鸿在《四象》篇首引用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为美而死》，再配合其后记，使得整个文本显豁地展露着支撑小说的精神内核与叙事驱动力：与逝去的亲人们在黑夜里相遇，通过语言与他们在坟墓内外进行联结，以此抵抗遗忘与被遗忘的可能性，抵抗被抹去言语和记忆的空白。抵抗遗忘，是为了铭记承载着生活实践和生命情感的记忆。扬·阿斯曼认为记忆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在超越生死界限的时间长河中确定位置”，他区分了三种记忆形式：“属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的范畴”的个体记忆，“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的集体记忆，以及作为“文化科学研究的对象”的文化记忆。通常而言，它们不能截然分开，比如个体记忆本身就镌刻着集体记忆的信息，宗教、艺术和历史等文化记忆也不可避免地会在个体记忆中留下痕迹。在梁鸿此前的创作中，对于“写作对抗遗忘”这个命题进行过多种实践。《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有大量死亡，它们唤起的“哀痛”和“忧伤”是为了“对抗遗忘”。《神圣家族》不但记录着中国乡村走向现代化和法制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以及人们费尽心思的算计，而且出现了类似于《四象》的幽灵叙事，如《到第二条河去游泳》，它指引着我们记取以下令人心痛的事实。在《梁光正的光》中，记忆对象则极为明确，这是一首献给“父亲”的散文诗。梁光正爱女人、爱折腾、爱打官司，这些超出农民身份的行为显得颇不合时宜，就像梁鸿记忆中那件飘扬在乡村道路上的父亲的白衬衫，洁净、妥帖、耀眼，同时突兀和陌生。从此，那个别具一格的“父之名”就镶嵌在了我们的世界中。但这些似乎还不够。对于梁鸿来说，它们可能完成了某些历史和现实的记载，但又因过于“实指”而将文学表现的范畴和意味窄化了。她需要一个更富有弹性的空间，将关于自我的经验和记忆升华为具有普遍化意义的抵抗实践。于是有了《四象》。可以说，《四象》是在《梁光正的光》的基础上对逝去亲人的再度追忆与书写。在这个文本里，梁鸿的良苦用心和督促我们“记住历史”的富有深意的处理方式，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且可以作为讲述历史的方法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四象》将诸多历史和生活的具象进行了抽象化，这样一来，梁鸿就将历史片段转化为了具有普泛指涉性的叙事，并通过参与者仿佛过节般的狂欢揭开了历史那根本性的悖谬。地名与背景的简化处理也值得我们注意。单就地名来说，它依然有“梁庄”“吴镇”“穰县”，但梁鸿并未耽溺于更为详实的地理形态学和地方性风物的描述，就像鲁迅的未庄、师陀的果园城。它们逾越了地理学的格局与限制，其所携带而来的人与事、情与利、恨与怨、鬼与魂，也不仅仅是中原某县某镇某村的生命伦理学、乡村生态学，而是在更高的意义和更广阔的层面上，成为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历史与当下现实的感性、饱满、多向度而又充满思索的路径。从“抵抗遗忘”这个角度来理解《四象》，我们就完全能够明白梁鸿的叙事策略。她正是要借立阁、立挺和灵子对往事的无法忘怀和难以割舍，来昭示一种抵抗的艺术。他们的记忆如此铭心刻骨，以至于死亡也无法剥夺。他们去世时分别处于少年、壮年和老年，恰好较为完整地覆盖了个体生命的年龄阶段，而他们心之所系的爱、恨、悔，又分别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原型经验而在叙事中强烈地发酵，推动着孝先将自己生前未完成之事做一个了结。从梁庄到县里到省里再回到梁庄，这个空间的挪移一路衍生出了诸多子命题，敏感地触碰到了历史和现实的某些至暗区域。就这样，幽灵叙事转化为了历史叙事和内心的深度扫瞄。也因此，这种原本相当奇异和魔幻的叙事方式意外地获得了朴素的在地化的效果。抵抗遗忘，不仅仅是为了历史，它同时也包含着对于当下、现在、现实的铭记。幽灵代表历史，孝先代表现实。他带着幽灵们重返人间，意味着历史与现实之间有着永远切割不断的血脉联系。他帮助幽灵们实现愿望，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和清理痛苦的往事。通过幽灵的观察与讲述，孝先年轻却坎坷的前半生得以呈现：生于乡村，长于贫困，考上重点大学，进入省城，办读书会，收获同人的友谊，得到恋人的支持，但一切努力均在老板（代表城市里的小天才和一帆风顺的财富人生）面前分崩离析……孝先的经历代表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追求与遭遇，而他与老板之间的两种遭际、人生、命运的交战实则是两个阶层的博弈，是中国城乡、贫富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再现。《四象》在语言和感觉上的独特性激活了我们感官系统中的某些“钝点”，让我们关于历史、自然、故乡、生活史的记忆加速度地、高密度地得以塑形。在这个世界中，植物如人般多情，四季如有感知般传递；凉薄之人逍遥法外，仁德之人落入地狱；真实的暴力如同幻象，想象的东西又如同实存。爱与恨、生与死的转化就在一念之间，在充盈着眷恋、怨恨、愤懑、恐惧的共生关系之中，错综复杂的纠缠令人叹惋。诸如此类的这一切，以其生动、奇异、丰饶、斑斓让我们永远记住了这片古老的大地，记住了大地上古老的村庄如何在生者与亡灵的交织中生生不息，绵延不已。四象即万象，书写即记忆。抵抗遗忘的意义就在于此，在文字、神话、景象、仪式、空间等对于“过去”的反复建构之下，我们的记忆成为了有机的连续体而非割离和断裂。在梁鸿的创作和当下的书写谱系中，《四象》具有转折性和拓展性的意义。它表明，在文坛盛行“轻逸”和“日常”写作之时，总有一些具有思想力、不畏艰辛的作家，他们愿意携带着一份沉重，一份悲凉，返回到并不久远却已被淡忘的历史场景之中，将那些历史的、精神的“遗产”化作我们能接纳的文学形象和经验，以此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而梁鸿值得感佩之处在于，她所做的一切努力不是为了宣扬“天道”“命理”“善恶有报”，而是力图在天地自然的“大幕”之中重新突显人伦之理，突显那些曾被打倒而迄今依然未能完全恢复其面目的古老而新鲜的“法则”。那就是“人”生于有始有终、有情有义的天地之间，应当要“配得上这广大和丰富，所以要仁礼义正”。这是一个时时需要拷问自我的“旷野呼告”。发出这个声音，不但需要真诚，更需要深刻和勇气。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了解，她之所以会执著地源源不断地对自然、对万物、对逝去之人投射那份深情，是因为她对于“人”有爱，有信，有承诺，亦有寄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的写作获得了比“道德”和“历史”都更为长久的“人性”的力量。《四象》读后感(八)：读《四象》：从乡村生活的内部生长出更丰富更先锋的作品读《四象》：从乡村生活的内部生长出更丰富更先锋的作品传统的乡村小说着重描写乡村生活故事，多以展现其中具体的活色生香、人情世故，阐发人性的奥妙，往往会缺少探讨抽象的、思辨的、形而上的问题。而作家梁鸿老师的新作《四象》则是一部多视角的乡村寓言，是作者对自己以往作品的突破。如果说作者以往的非虚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讲述现实中的村民故事，《梁光正的光》是从具象准备往抽象过渡的作品，那么《四象》则是开始由具象进入抽象的作品。能把抽象和具象结合起来的根本，是乡村中按照字辈排行的，一代代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成的一张巨网，梁庄中主要韩姓人家五代人组成的族谱。小说中绝大部分人物都在这张网上。谈及小说中的内涵，有必要先说这个族谱，以下列出主要人物，而方块中的人代表着“鬼魂”：从这个简略的族谱中，能看出主人公是高考状元出身的大学毕业生韩孝先，他是族谱中最年轻的一代人。他在大城市爱情失败——被老板抢走了女友娟子而有些疯癫，转而回到故乡梁庄去放羊。他在梁庄的墓地遇到了三个“鬼魂”——两位曾祖辈人：被杀头的韩立阁，基督教长老韩立挺；一位平辈人：年纪轻轻就死了的表妹灵子。他们到世间游历，便览梁庄的往昔，谈及当年往事，层层剥笋般揭示了乡村的人际关系，进而揭示乡村的命运走向。康德说，时间使内在感觉系统化。俗语云：“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人一旦置身于族谱这根藤蔓上，便可看做整个家族和村庄的延续。即使一个人死了，但他的儿子活着，便如同他自己活着一样。那么当无形的命运拎动起这藤蔓时，那些如埋在土里土豆、地瓜一样的亡人，便被这跟藤蔓拎起，重归人世间。在小说中，是家族血统穿越生死，把梁庄人在小说中串起来。韩立阁上过战场，杀过人，也看着村庄在建造，树木在生长。他当年受到审判时，是韩培明带着人喊口号且打得最狠，韩立仁、韩立德躲在一角，而韩孝先的高祖父“杠子爷”最终一刀砍断了他的脖子。他的母亲和妻子李梅花，被剥光衣服打得半死，并溺死在河中，尸体挂住在桥桩下。韩姓人家都在血管中流淌着相同基因血液，但这并不防止他们相敬相杀。而同样，小说按照“春、夏、秋、冬”分成四部分，每部分中有若干章。每一章中，作者都在变换着叙述视角，由韩孝先、韩立阁、韩立挺、灵子——一个疯子带着三个“鬼魂”轮流作为“我”，即每章中的“我”都不是同一个人，从多视角的交叉叙事中，拼出、还原出梁庄一年四季的时空场域。《周易·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是“阴、阳”；八卦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四象是它们中间状态的“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同时也是“木、火、金、水”；“仁、礼、义、正”；“生、长、老、死”；“春、夏、秋、冬”；“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曾国藩生前编了部《古文四象》，以“文学四象”：“气势、情韵、趣味、识度”来判断文章。本书的“四象”除了代表着韩孝先、灵子、韩立阁、韩立挺——一个疯子带着三个鬼魂的游走，更展现了人和村子的生命轮回——都这么由生到死，由死超生。人和村子不一定有好的命运，但人们都在乡村中场域挣扎着。同样，村庄并不是静止的，它始终在与县城、与大城市发生这关系。城市的失败者韩孝先，从城市回到乡村，在乡村的宗族中与长辈会面，并通过懂《周易》、风水、能算命的技能返回县城、省城，并成为众人眼中的上师。它预示着人走出乡村到回到乡村，从走出住宅到回到坟地，从走出亲缘关系到回到家族血统的轮回。在《四象》中，韩立阁所建的院子、韩立挺被拆的教堂，都是乡村社会这组大齿轮运转的一部分；而韩立阁生前与敌对者的厮杀，再到“亡魂”归来后面重谈恩怨，都是一次次的人生复盘。这可以解释为：是现实的乡村建筑、居住变化，导致了乡村社会制度的变化；是乡村伦理遭受外力冲击时人物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相残。在韩氏族谱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阐发作品中抽象问题的所指：即乡村自有的生长运营模式，以及乡村人自有的思维方式。正如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THECOUNTRYANDTHECITYINTHEMODERNNOVEL）》一书中说：“自然富足的简单意象重又融入了一种带有社会含义的道德态度……乡村生活传统上就是野心、动乱和战争的一种纯真的替换物。”在韩立德、韩培明等村民身上，这种思维是前现代的，他们没有什么国族、民族的观念，而是未经思考的，最朴素的生存本能。《四象》是会让人阅读时常常往前翻的书，也是需要反复阅读的书，这可能是梁鸿老师刻意为之。梁庄是一个族谱上的村庄，梁庄人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在族谱的这张网上。作者希望读者能在乡村之网中反复游走，在场域的景观中浸泡出现代社会的思想来。这部作品使我们感到，我们对乡村传统的认知落后于对现代社会发展的认知，乡村不再是苦难落后的代表，也不再是田园牧歌的缅怀，而是社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因为它与时代精神的内核是一致的。在此意义上，创作乡村题材的作品还能够继续展开飞翔的翅膀，跳出现实圈禁，展现当下社会发展的逻辑。我们从《四象》的创作中，能看出乡村文学未来的可能性：写作的题材并没有好坏高低之分，而区分的是作者的视野和向度。乡村题材并非代表着某种封闭性的文学题材，它仍然拥有足够的活力和内在的张力。如何从与乡村相关的生活内部与历史内部生长出更丰富、更先锋的作品来，可能是当代文学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四象》中的一些情节看似荒诞不经，却揭示着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空虚混沌、无所归依。整篇小说气象宏远，叙述大开大合，梁鸿的实验写法虽然大胆，却依然秉承关照现实的热情，蕴含着对当下时代境况的深层洞察。从《中国在梁庄》到《四象》，梁鸿最看重的始终是人，是一个个平凡又扎实、纯粹又鲜活的生命。“当你静静站在亲人的坟墓旁，倾听风与空气的流动，你会听到地下喃喃的呼唤。”每年清明去墓地祭拜已成为梁鸿生命里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曾经她的父亲带着她和姊妹几个上坟，有时她们会去读那些掩在荒草中的墓碑，父亲会讲墓碑下的他是谁，经历了什么，有怎样的故事，他的家人现在又如何，都到了什么地方。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个冬天，梁鸿去墓地看父亲。“我听见很多声音，模糊不清，却又迫切热烈，它们被阻隔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只能在幽暗国度内部回荡。我想写出这些声音，我想让他们彼此也能听到。我想让他们陪伴父亲。我想让这片墓地拥有更真实的空间，让人们看到、听到并且传颂下去。”于是，对父亲深深地思念，成了梁鸿创作小说《四象》最初的冲动。梁鸿坦言，《四象》是写作以来最有冲动却最压抑的一次书写，“不仅是结构和语言的寻找，还想找到‘亲人相逢’般的过去与现在、爱与痛的交织”。早在写作《中国在梁庄》时，梁鸿便提到过一个叫“韩立阁”的人，虽然只有200字左右的叙述，但这个形象其实一直留在梁鸿心里，“只是没找到安放的地方”。而当其构思《四象》时，“韩立阁”的形象连同其他记忆中逝去的人立刻变得鲜活起来，促使梁鸿下笔构建了一个阴阳交界处的空间，人物有了在时空中穿梭的能力，百年间的历史与现实交替出现……梁鸿说，尽管坟地下面的灵魂随着时间流逝注定被遗忘，但希望他们可以重获说话的权利，希望那些被遗忘的生命能够再丰满一次。因为“死者不会缺席任何一场悲喜剧”。于是，原本模糊的形象愈加清晰，在故事里慢慢地生长。怀着对生命和灵魂的敬畏之心，梁鸿用书写完成了一种情感的延续。写作至今，梁鸿都特别强调个体的声明经验，无论是用虚构还是非虚构。许多读者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非虚构作品开始认识梁鸿，但从《神圣家族》尤其是《梁光正的光》开始，梁鸿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虚构作品上。作为小说家的梁鸿，并没有因为之前的纪实文体让她下笔拘束，相反，她的实证和认真反而让她的小说具有坚韧的质地。对于《四象》这部看似天马行空、笔调奇特的小说，梁鸿表示她的写作初衷并不是要写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她追求的是一种真实性。这部小说以灵魂叙事的手法，融合幻想与现实，带有十分强烈的先锋实验精神。无论从题材上还是内容上，《四象》对于梁鸿来说都应该是一次自我突破。《四象》从构思创意到交稿，总共七易其稿，历时三年，最终在充满哀思与怀念的4月推出。梁鸿在《四象》中虚构了这样一座沟通生死的桥梁，为我们提供了站在彼岸重寻爱与痛、记忆和时间的一种视角。返乡的大学生与三个亡灵在梁庄的河坡墓地相逢，开启了一个少年天才的人生奇遇，和一个古老村庄的绵延与承载。小说以中原大地上近一个世纪的曲折故事和人情变迁，指向“梁庄人”生存的秘密。他们的欲望和贪婪，他们的挣扎和救赎，他们的生平经历密切交织，串联起一段不同寻常的精神之旅，带领人们重新发现“梁庄”的内在脉搏和灵魂。故事中，穰县的高考状元韩孝先在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因患上精神分裂症，韩孝先回到小村落“梁庄”，却阴差阳错被村民在坟园埋了四天，变得能够通灵，与河岸边三个来自阴间的灵魂——运动中被处决的留洋武官韩立阁、上世纪80年代被车撞死的女孩韩灵子、上世纪90年代寿终正寝的基督教长老韩立挺沟通。小说中，作者构建了一个活着与死去、地上与地下、历史与现实交织相连的奇幻空间。孤独的城市青年与三个亡灵从大河边开始，游走于梁庄、吴镇、穰县、省城，还有城边的禁忌之地黑林子。随着故事的抽丝剥茧，四人命运开始出现交集，继而串联起一个村庄漫长而曲折的尘封往事。整本《四象》无论叙事结构还是语言都具有探索性和挑战性。小说采用多声部内心独白式的叙事视角，四个性格殊异的人物分别从现实、历史、自然、灵魂四个角度出发，用大段独白讲述各自人生，现实与回忆交织、碰撞。故事从梁庄河坡的墓园开始，经过一系列戏剧性的过程，又回到原点以墓园结束。情节的发展随着四时轮转，开启于茂密葱茏的春天，结束于河流贫瘠大地寂静的冬天。整本小说的结构也非常奇妙，各种意味深长的数字无所不在：目录分“四”季，春、夏、秋，每章又分“四”节。梁鸿深厚的文学功底赋予了《四象》令人惊叹的万千气象，源自《易经》的书名也应和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好似太极之阴阳，两仪生四象。而四象即万象，生生不息，循环往复。这样的写作方式给读者一种如同做了一场既现实又缥缈的梦的独特体验，却也无疑提高了阅读难度。在小说定稿之前，梁鸿曾发给几个好友审阅，得到的反馈意见多是担心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梁鸿曾用一个月的时间调整结构，反复琢磨。“但这样调整我感觉不顺畅，我希望小说有缓慢的、时间的凝视感，而且，我们不能小瞧读者。”梁鸿的坚持无疑是正确的，最终呈现的效果是既保证了每个主人公缓慢的叙述感，又在每个主人公叙述过程中包含着某些谜团。读者在阅读时充满悬念，耐心地随着情节一步步揭秘，到最后完全清晰，自然会产生一种成就感。《四象》中的一些情节看似荒诞不经，却揭示着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空虚混沌、无所归依。整篇小说气象宏远，叙述大开大合，梁鸿的实验写法虽然大胆，却依然秉承关照现实的热情，蕴含着对当下时代境况的深层洞察。从《中国在梁庄》到《四象》，梁鸿最看重的始终是人，是一个个平凡又扎实、纯粹又鲜活的生命。在《四象》里，即便是早已死去的人、被遗忘的人，他们也依然有血有肉，能在自语中回望过去，在对话中参与现实，以一种荒诞又真实的方式重生。在梁鸿的创作和当下的书写谱系中，《四象》无疑具有转折性和拓展性的意义。它表明在文坛盛行“轻逸”和“日常”写作之时，总有一些具有思想力、不畏艰辛的作家，愿意携带着一份沉重、一份悲凉，返回到并不久远却已被淡忘的历史场景之中，将那些历史的、精神的“遗产”化作我们能接纳的文学形象和经验，以此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怎样看待死者，就会怎样看待生者。像是一种巧合，《四象》里写到了“庚子年历来都是个坎儿，要有大事发生。”而2020年正好是庚子年。写作本书时，梁鸿根本不会想到最终付梓适逢疫情蔓延之际，彼时世界的一切都还是美好的样子。因为疫情影响，梁鸿未能出席柏林电影节，她在2月2日的微博中写道：“今天写不下去了。和灾难中撕心裂肺的疼痛相比，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过于轻浮。灾难也不只是意外，它是由一件件微小的事情积累最后变成大的事件。一个写作者的任务也许不是写大的灾难，而是灾难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个个微小事件的形状。这或者也是写作的意义。”对于作家来说，这场全人类的灾难是一个长远的疼痛，需要不断琢磨、思考、沉淀。也许疫情过去之后，人们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开开心心地上街吃饭、玩耍，但这个时候作家是不能遗忘的，而要用文字来抵抗遗忘。“因为我想让被遗忘的死者再次说话，让他们能够以鲜活、丰满的样子再活一次。我想，这是现在所有人、所有生者的愿望。”在接受采访时，梁鸿动情地说。在小说《奥斯特利茨》中，塞巴尔德借雅克·奥斯特利茨之梦，塑造了一个容忍死者重现的情境——死者在旧房间中走来走去，摆弄各个物件，用神秘莫测的方式交谈。奥斯特利茨由此悟叹，“时间好像并不存在，只有各种空间按照一种高等立体几何学原理排列，在这些空间之间，生者与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走来走去。”而在梁鸿老师长篇新作《四象》里，一个同样的空间被构置——黑林子，紧邻梁庄河坡高地的墓园。韩孝先逡巡于此，无意中闯入死者的空间。这里有古老的、年轻的声音，男人、女人、孩子的声音——死者聒噪无比，似涨水时的大浪花，满满占据四周无边的黑夜。如此一个癫狂疯魔的异界之中，韩立阁、韩立挺、韩灵子，三具亡魂终于和韩孝先相逢。四人共居一体，带着各自目的，返回世间。死者还魂，首先意味着时间变得没有界限，死亡也不再是一堵立于线性时间尽头的墙。在短暂出现的虫洞之中，死者的意志获得加固，形成一种拒绝漠视、遗忘、虚无的强势力量。此外，还魂的设计，实际上隐藏着一种高明的存在等级化，即通过明暗安排，引入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当下背景为标准去审视逝去时代。我们固然可以预料到，那股被地下阴影所笼罩的死亡力量，并无可能改变当下的时局。然而，正是两者之间微妙的博弈、是互相抵触时迸发的种种困境，赋予生者——这些仍拥有参与机会的人，在探索精神困惑之路上弥足珍贵的启发。《四象》的题记中引用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为美而死》，曾被诸多读者视为解谜关键线索——“就这样，像亲人在黑夜相逢/隔着坟墓，喋喋低语/直到苔藓封掉我们的嘴唇/覆盖掉，我们的名字。”黑夜重逢的意境复杂而玄妙，它所指喻的并非表面上的欣慰、喜悦。不是流光溢彩，人们也并未真正受耀于康庄大道式的明亮，但仍然有极其微弱的光，它源于孤独个体的共鸣、人与人发生的交流的可能、以及有朝一日终跃于黑暗之上的雄心。因此，即便苔藓日后会覆盖他们的名字，一切用以抗衡的力量大概率只不过导致个体的失衡，他们还是要说下去，低语不休。“世界上并没有黑暗，只有愚昧。你掉进在愚昧里了，比埃及人包围在弥天大雾里，还要眼前一片昏黑呢。”这是《第十二夜》里一个愚人的台词，它揭示了一种使人宽慰的可能性，即我们所见的黑暗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澄化，只要真正下决心投身其中，去探索，去自省，去碰撞，去改善。这黑无论属于黑夜还是小说中的黑林子，等下一次重逢之时，必然会比从前更明亮一些。《四象》中有两个以自然现象为谜面的隐喻，“绿狮子”与“血月亮”，鲜亮、惊心、值得反复思量以还原其背后的意义碎片。“绿狮子”指河对岸疯长的野草，在久困墓地的韩立阁看来，就像一只狰狞的雄狮。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是如何日日凝望着一河之隔的草势，才能从极其抽象的草木边界中悟出狮子的形状——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挣扎于遗忘的人。此外，当墓居者被死亡夺去时间后，只剩空间，他目力所及最远处即他极限，而那正在被新绿吞噬。受困于“绿狮子”的韩立阁，实际上是还魂后目标最清晰的人——他所求的是复仇。韩立阁曾担任留洋军官，在特殊时代惨遭砍头，为成为完整的亡灵，他用藤条把头重新缝在脖子上。生时过于坚硬的命运，使韩立阁戾气十足，即便死后也绕梁不绝。他擅长与权力打交道，试图重置一种过时的秩序——他不要人们崇拜（或说爱戴），他想要的是基于恐惧的顺从。由此可以推断，韩立阁生前也饱受恐惧的支配。借由“绿狮子”的意象，我们或可进入韩立阁的内心，他所恐惧的究竟是什么？第一，时代在循环涤荡之中变化，植物异样的活力暗示了新世界的魔幻和混乱失序。第二，他个体的界限正在限缩，外化到现实层面，他面临的是忽视、淡忘，对于变化不再具有任何话语权。第三，宋人云，更吾名高业茂，终归荒田野草。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绿狮子必然会跨河而来，乃至足迹遍布一切人类土地。那么，韩立阁此刻所坚持之事，是否还有意义呢？复仇，然后呢？作为韩孝先身上的一种寄附，韩立阁的观念绝非真正的和解之道，视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更合适。韩立阁对孝先无疑是一种蛊惑，尤其在孝先自己也命运不济的状况下，他一度听任复仇之火的驱使：他四处寻找有夺女友之恨的老板，令其家破人亡；他对旧友毫无信任，并在梦中高声叫喊，要举报周围的一切。“血月亮”的意象则与韩立挺关联。作为韩立阁的对照，韩立挺则象征着一种光明的声音。他是基督教的长老，活到九十余岁可谓善终，宽恕、赎罪是他立身于世的主题。不过，这种看似正义的处事之道，也饱受质疑。面对“神为何偏爱亚伯，厌弃该隐”的质询，韩立挺只模棱两可地回答“人得有慈悲心”。当教堂被拆除，韩立挺也只得走进黑林子，无从抗衡。“血月亮”升起，最后的审判似要来临，但这场审判的基础在于个人心中对爱与善的信仰，它是精神性的。这就导致了一种不恰当的结果，唯有向善之人会受到惩罚，那个长跪高呼“主啊，我一生中背叛了你无数次”的人，恰是那个最遵循爱与善的人。实际上，普通人试图拥有爱与善是一种僭越，我们只能尽可能地向其靠近，勉强地保证为善作出的牺牲并不会招来太多厄运，不会因此导致自我崩溃。普通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证明，爱、善、光明都是值得的，是我们通过搏斗、付出代价后仍要去接近的品质。而韩立挺身上的光明过于纯粹，当遇到恶的冲击时，多数时刻只不过显得懦弱。然而，在县长想从孝先口中试探出“朋友”的姓名时，韩立挺拼命阻挠，发出“永远不要写别人的名字”呐喊时，这无力的正义企图仍令人泫然。据梁鸿在访谈中所述，韩灵子的原型是她母亲坟墓边的一具无名野坟。年久失修，几乎已平。从前扫墓时，梁鸿的父亲总会提醒她，不要踩上去。这一段往事读来多么落寞，死去少女的身份丧失殆尽，凭他人的善意得以保全一点微薄的尊严。只是相较于往日方兴未艾的生命，此刻的尊严显得多么微不足道。衬上父亲的善意，更显凄凉。小说毕竟与真正的世态不同，《四象》所展示的的是一个极为纯真的少女亡灵。死亡将其固定在一个永远年轻的状态，从某个角度来看，早逝对她来说甚至是一种保护，避免因痛苦命运而形成的偏见落在她身上。韩灵子轻盈地穿行于万物之间，对自然馈赠的一切都欣然接纳。尽管她已归亡魂，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生命力。同体的四声部之中，最复杂的一个便是韩孝先。正如克尔凯廓尔所言，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它的失落。韩孝先携另外三重性格游荡于世，历经各种失败，既未能挽救时代，也未能挽救自己，似与此言应证。在《四象》的前半部分，韩孝先的发声并不多，似在累积、体悟种种不同的观念。细读之下，我们可以发现韩孝先与阴阳两界都格格不入，生者或以为他有精神病，或将其归为超现实的迷信力量，就连死者也常常认为他犯了癔症。他时刻在游离，并不贴近任何一种稳定的身份。在我看来，让他发疯的原因绝不是简单的失恋，而是他身上具有的矛盾性——高考状元、贫困家乡，城市、乡村，不择手段的进取心、书籍世界的善与道。而韩孝先之所以挂念娟子，是因为自知他的悲剧性必然导致恋爱破裂，娟子是他前半生坍缩后形成的一粒黑洞。当他在黑林子里发疯时，反而获得了一种自由。再也无需承担身份的累赘，他能够容纳各种声音，并在思辨中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他开始想办法攒钱，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修设一面围墙。每日沿墙行走，安于聋哑。在小说的结尾处，韩孝先听到清亮的一声笑，像小姑娘的笑，从地下悠悠传来。韩孝先似乎已辨认不出，但读者知道那是韩灵子，小说即以一种初萌式的宁静收场——爱世界如同爱一位少女，一想到她，便感到一种美的欣慰。梁鸿最早以“梁庄”系列的非虚构闻名。作为一位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的研究学者，梁鸿在非虚构作品里体现了对中国农民生存境况的关注。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诚挚的书写将一派当代乡村的面貌展现在读者眼前：荒凉、倾颓，人们似与外界的新时代所隔离，某种不合时宜的东西固执地生长在农村土壤之中。即便是那些离开乡村前往大城市的人，境况也普遍困窘。偶于一些微妙的进退之处，能读出那些观察背后的一颗仁爱之心。非虚构读来何其冷酷，清晰、冷静的叙述笔调，或是非虚构的创作道德之一。但在《四象》之中，梁鸿无需再承担学者的严谨，可自由退化为一个普通的感受者。例如，当梁鸿进入韩灵子的语调时，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家乡自然风貌的热爱与激情。在叙事方式上，梁鸿也得以使用一极为舒展、丰溢的语言，精准动人。小说的四个主角自由发言，无需称谓，我们也能从混杂的声音中辨认出叙述主体。而在四个主体之外，一些庞杂的时代之音也令人感慨。在我看来，这似是虚构与非虚构交错的时刻。尽管情节是虚构的，却准确地指向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例如，作者借人物之口，点到了对于人们在网络上匿名狂欢的现象。在一个言论渠道更广泛的时代，如何展示自我不再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关键在于要诚恳地审视自我，自行治疗“精神贫乏”的疾病，对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关于风水问题的探讨，则更有意思，各个阶层的人去见风水大师孝先时，带有完全不同的动机，唯一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企图都是利己。当孝先被人从花婶儿那里劫走后，事情的走向极为戏谑，世俗的功利心何其强烈，以至于连神秘力量都可以被随意地捆绑、利用，反讽意味呼之欲出。此外，农村外出务工者的状况，在书中也有所提及。在小说开头，韩孝先在地下世界中见到了死者建业，建业是在新疆被车轧死的，可想而知，其生前也是怀着憧憬去梁庄外寻找新世界的。而当孝先成为风水大师，面对一位急于为儿子治病的老头，孝先讲出了真相。那个年轻人老咳嗽、有时带血、吃不下饭，是因为他中了毒，他不能再在青岛打工了——这些社会学意义上的凝视与关爱，是各种声音得以成立的前提。小说中提到一句松尾芭蕉的俳句，“树下菜汤上，飘落樱花瓣。”菜汤、樱花各是美物，本该属于不同的情境。然而，人世间偏有那么多破壁的瞬间，要求人们在变化中不断思辨前进，去接受、吸纳更多的可能性。欲行善于世必先体察世情，一个人若抱有诚挚之心，就一定会这样做。而这也是《四象》成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