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虽然在文学上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政治上的失败却给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课题，也使那些才华横溢的汉初文人有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先是陆贾，早在秦王朝虽然在文学上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政治上的失败却给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课题，也使那些才华横溢的汉初文人有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先是陆贾，早在刘邦称帝之初就在其面前时时称说诗书，并著文12篇纵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号为《新语》。接着是年轻的思想家贾谊(前200-前168)，把汉代政论体散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接着笔锋陡转，运用对比的方法，写秦始皇自以为这个有“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可为子孙“万世之业”的帝国，竟然会在转眼之间，被陈涉这个“甕牖绳枢之子”，“材能不及中人”者，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地灭亡，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总结出秦亡的教训：此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1]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为精辟之见。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本末并失，故不能长”。三篇文章，就这样环环相扣地把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文章取名“过秦”，实则是借此来警告汉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辙，故全文取一句野谚结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由此，我们不但能见到作为汉初思想家贾谊关注国家政治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还能见出他的才思、智慧和人格风彩。此文虽为说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畅，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西汉另一类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牍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贾谊的《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的主旨是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文章先讲积贮的重要，接着指出当今天下“背本而趋末”，“公私之积犹可哀痛”的事实，并预言国无粮食蓄积的可怕后果，最终得出结论，国家应该把“积贮”看作“天下之大命”。文章层次清晰，语言简洁，论述透辟，态度诚恳朴实而又带有真挚的感情，很有汉代文章的特色。据说此文奏上之后感动了汉文帝，“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见《汉书·食货志》)。贾谊故宅《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则是贾谊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贾谊故宅《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则是贾谊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西汉散文中文学成就比较突出者，还有董仲舒(前179-前104)、刘向(前79-前8)的策对叙录。董仲舒是西汉大儒，一生著述甚丰。其影响最大者，则为《汉书》本传中所载《贤良对策》三篇。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汉武帝下诏求贤良文学言治国大要，董仲舒连上三篇对策，从政治上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更化”主张，从思想上提出了推尊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这三篇文章对中国后世的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深远，从文学方面看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此为应答策对之作，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回答清楚汉武帝提出的重要政治问题，拿出符合帝王要求的治国方略，绝非易事。而董仲舒因为有多年治《春秋公羊传》的根基和长期的理论思考，所以能够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把自己的一系列治国主张用高度精练概括的文字表述出来。其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历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畅，理致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笔；其语言素朴无华，其风格则儒雅雍容。这使它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文章。但董仲舒的其他文章则缺乏文学性，除散见于《汉书》中的几篇奏疏外，《春秋繁露》一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比较艰涩枯燥。西汉散文中文学成就比较突出者，还有董仲舒(前179-前104)、刘向(前79-前8)的策对叙录。董仲舒是西汉大儒，一生著述甚丰。其影响最大者，则为《汉书》本传中所载《贤良对策》三篇。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汉武帝下诏求贤良文学言治国大要，董仲舒连上三篇对策，从政治上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更化”主张，从思想上提出了推尊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这三篇文章对中国后世的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深远，从文学方面看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此为应答策对之作，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回答清楚汉武帝提出的重要政治问题，拿出符合帝王要求的治国方略，绝非易事。而董仲舒因为有多年治《春秋公羊传》的根基和长期的理论思考，所以能够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把自己的一系列治国主张用高度精练概括的文字表述出来。其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历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畅，理致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笔；其语言素朴无华，其风格则儒雅雍容。这使它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文章。但董仲舒的其他文章则缺乏文学性，除散见于《汉书》中的几篇奏疏外，《春秋繁露》一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比较艰涩枯燥。董仲舒刘向是西汉后期一个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散文家，一生有著作多种。《说苑》、《新序》等书，杂举前代群书轶闻琐事编录而成，寓以劝戒说教之意。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的意味，如《齐桓公出游》(《新序·杂事四》)、《楚庄王欲伐陈》(《说苑·权谋篇》)等，篇幅虽小，但叙事生动，上承《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之先河。政论散文中，《极谏用外戚封事》历数前代帝王任用外戚之弊，劝汉成帝不要让王氏擅权，显示出他对刘氏政权旁移的深深关切。《谏营昌陵疏》以历朝贤君尚俭兴邦、昏君奢侈亡国的生动史事，力劝汉成帝去奢节葬，意蕴深刻，态度诚恳，说理透辟，是一篇极富教益的好文章。[2]刘向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曾作出过突出贡献。每校毕一书，他都编目记录，还为许多书写了书录，这其中有些就是很好的文学散文。如《战国策书录》，不但详细介绍了该书的编校过程、书名的由来，而且还描述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政治变化，纵横策士游说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叙事中杂有议论说理，见解深刻，语言简洁，文笔生动。虽不及贾谊的《过秦论》雄峻，然从容浑厚，贯以劲气，似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管子书录》重点讲述了管子的人格志向和事业成就，一个古代优秀政治家的形象呼之欲出。《孙卿书录》则重点介绍了孙卿游学各地的经过，在高度赞誉其学问成就的同时又慨叹诸侯不能用其人，人主不能用其说，言词痛切，感情深沉。《淮南子》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淮南子》的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并非一部抽象论道之书，其重点乃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淮南子·要略》)，处处紧密关合着现实。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如《原道训》开篇即言：“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以下就扩展开来，上天下地，多方形容，极力描述“道”之所以为“道”；其间又广引禹、舜、共工、越王翳、蘧伯玉等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说明这些人何以失道而亡，得道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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