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图做过唐朝的知制诰，中书舍人。出生于一个中等官吏之家，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官至郎中。史称司空图少有文才，但不见称于乡里，后来以文章为绛州刺史王凝所赏识。王凝回朝任礼部侍郎，知贡举，司空图于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应试，擢进士上第，时年三十三岁，受到王凝赞许，名声益振。不久，王凝因事被贬为商州刺史，司空图感于知遇之恩，主动表请随行。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王凝出任宣歙观察使，召请他为幕府。第二年，朝廷授司空图殿中侍御史，他因不忍离开王凝，拖延逾期，被左迁为光禄寺主薄，分司东都洛阳。当时卢携罢相，正居于洛阳，对他的才华和为人很爱重，常相往来共游。有一次，卢携经过司空图的宅第，在壁上题了一首诗称赞他说：“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后来，卢携回朝复相，召司空图为礼部员外郎，寻迁郎中。广明二年，僖宗逃到成都，他追随未及，又回到河中。从这时起直到他去世的二十多年时间，司空图基本上是过着一种消极的隐居生活，他的大部分诗歌和诗论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司空图的诗，大多抒发山水隐逸的闲情逸致，内容非常淡泊。他还写诗表白：“诗中有虑犹须戒，莫向诗中着不平。”在文学史上，他主要以诗论著称。他的《二十四诗品》是唐诗艺术高度发展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是当时诗歌纯艺术论的一部集大成著作。《二十四诗品》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分为雄浑、含蓄、清奇、自然、冼练等二十四种风格，每格一品，每品用十二句形象化的四言韵语来比喻说明。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司空图论诗发展殷璠、皎然之说，注重含蓄蕴藉的韵味与清远醇美的意境，提倡“咸酸之外”的“味外之旨”和“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讲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他推崇王维韦应物“趣味澄夐”的诗风，而批评元稹白居易为“力勍而气孱”（《与王驾评诗书》）。他也赞美过李白、杜甫之作与韩愈歌诗的气势奔腾，“物状奇变”（《题柳柳州集后序》），但并不专主一格。《与李生论诗书》中曾自引其得意诗句，有得于早春、山中、江南、塞下、丧乱、道宫、夏景、佛寺、郊园、乐府、寂寞、惬适等，大都属于抒写闲情逸趣而偏于静美的。他的部分作品如《秋思》《喜王驾小仪重阳相访》《狂题》《偶书》《河湟有感》等，也流露了他别有伤心怀抱。[6]司空图艺术风格上体现了由阳刚、阴柔两种基本风格美所发展出来的多种多样的风格美。《四库总目提要》说它“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许印芳在跋中也说“其教人为诗，门户甚宽，不拘一格”。然而《诗品》在艺术风格理论上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从一般地论述文学的语言风格转向研究文学的意境风格。唐代开始诗文分论，诗论中的风格论逐渐转向诗歌的意境风格，这在皎然的十九字风格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诗品》则是纯粹的诗歌意境风格论。这就和刘勰有了很大的不同。司空图《诗品》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有许多争论，但是从有关研究发展的情况看，并无确切证据可以说明它不是司空图所作，而从对司空图的生平思想和诗论著作的深入分析，却可以说明《诗品》是司空图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黄巢陷长安，将奔，不得前。图弟有奴段章者，陷贼，执图手曰：“我所主张将军喜下士，可往见之，无虚死沟中。”图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阳，间关至河中。僖宗次风翔，即行在拜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后狩宝鸡，不获从，又还河中。龙纪初，复拜旧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谏议大夫，不赴。后再以户部侍郎召，身谢阙下，数日即引去。昭宗在华，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会迁洛阳，柳璨希贼臣意，诛天下才望，助丧王室，诏图入朝，固阳堕笏，趣意野耄。璨知无意于世，乃听还。图本居中修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隐不出。作亭观素室，悉图唐兴节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见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聩，三宜休；又少也惰，长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济时用，则又宜休。”因自目为耐辱居士。其言诡激不常，以免当时祸灾云。豫为冢棺，遇胜日，引客坐圹中赋诗，酌酒裴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