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身在曹营却心念故主，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最终与刘备张飞在古城相会。袁绍以“衣带诏”为名，率领大军讨伐曹操，双方于官渡展开艰苦鏖战。袁军虽然势大，但内部勾心斗角，于官渡之战被曹操击败。袁绍气病交加身亡，袁家兄弟又相互猜忌，最终被曹操设计除掉。曹操继而征伐乌桓一统北方，为此后魏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完成刘备匡扶汉室的遗愿，诸葛亮决计征伐曹魏。为保后方太平，诸葛亮亲领大军远征云南，以七擒七纵的大仁大智，平定南蛮孟获之乱。1.《三国演义》以人物为载体形象地衍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仁、义、礼、智、信、勇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小说中的刘备就是“仁”的代表，关羽是“义”的代表，张飞是“勇”的代表，诸葛亮是“智”的代表，赵云是“忠”的代表等等。刘备是小说里的中心人物，也是中国文化精神中“仁”的体现者。小说第一回介绍刘备时说：此人“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后来又“跨下黄鬃马，手掣双股剑”，从而构成小说刘备的整体形象：作品不仅通过大量的具体故事和人物评价刻画了刘备抱负远大、恭己待人和城府很深的性格特点，最主要的还是渲染了刘备宽厚仁义的特点：《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把刘备这一人物形象作为一个“仁”的典型来塑造的，“仁”是刘备性格的基凋，而刘备这一人物形象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化身，是“仁”的人格化。2.《三国演义》通过魏、蜀、吴三国的故事，揭示了“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发展规律。小说第1回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第37回刘备“一顾茅庐”时遇到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崔又谈论了汉朝四百年的“治乱”：“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蛇起义，沫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而小说《三国演义》本身，就是演义了汉末“由乱入治”的天下大势。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为了总结历史的兴衰规律。或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一种历史循环论或是宿命论的思想。然而，至少从《三国演义》中所说的“周末七国分争”至清代，这一规律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3.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体现了人民群众拥护明君、向往和平和憎恶暴君、反对动乱的愿望。小说一直把蜀汉作为中心来描写，尤其是通过刘备这位仁君的形象和诸葛亮这位贤相的形象，突出了作品“拥刘反曹”的主题，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作为蜀汉对立面的一个典型形象，就是曹操：小说中的曹操既是奸雄的典型，也是暴君的象征，作品正是通过对这一人物的针砭，体现了人民群众憎恶暴君的愿望。但是，作品中曹操是一位“奸雄”，而不是奸臣。所以，他虽然时常被对手称为“汉贼”，却仍然是文有谋臣，武有勇将，仍然有不少人死心塌地地捍卫他。与吴、蜀相比，曹魏反而有着不可思议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小说最后，被人们拥护的明君刘备却命丧白帝城，而被人们视为“汉贼”的曹操却差一点统一了全国。这是三国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也体现了作品与作者思想上的矛盾性。4.作品通过“桃园结义”的故事，极力宣扬了刘关张的义气，从而表现出明显的“信义”思想。小说一开篇就是“桃园三结义”，“义”这一思想也就自始至终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尤其是通过关羽这一形象，典型地宣扬了“义”的思想。关羽是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在民间名声尤大，小说中的关羽，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字云长。因其髯长二尺，故人称之为“美髯公”。小说第1回中写他“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后来又加上“跨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从而构成了《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整体形象。作品中还多处表现了关羽的忠义性格。实际上，作品中突出表现的正是关羽“义”的一面，关羽在《三国演义》中是作为一个“义”的典型而出现的，“义”是关羽性格的基调。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精神当中“义”的人格化。5.作品通过三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事件，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历史上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三国演义》中描写了一大批智慧型的人物，比如蜀国的诸葛亮、庞统、徐庶、姜维，魏国的曹操、司马懿、荀彧、邓艾，吴国的周瑜、鲁肃、陆逊……这些智慧型的人物，其实就像胡适所说的包公一样，都是“箭垛式”的人物，是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而通过这些智慧型的人物所演义的三国故事，不管是变化多端的战争，还是复杂多变的外交，抑或治国治民的政治，无不闪耀着中国人民智慧的光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智慧型人物便是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作者用力最多、倾注感情最深，也是作品中占用篇幅最大的一个人物，因此，有人说诸葛亮才是《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这也明显体现了作者罗贯中的乡土观念。《三国演义》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三国史事的历史著作不仅为《三国演义》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史事框架，同时历史意识和官史所代表的史学意识也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创作模式和基本倾向。求实传真精神与经世意识是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征，这在史书编撰中要求编撰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同时又重视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探求，以达到“资治”、教化等目的。这些特征在《三国演义》中都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三国演义》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史以演义，作者的创作目的是描绘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其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意图十分鲜明。小说的叙事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终于晋太康元年（280年），比较完整地叙述了汉、魏、吴三国兴起、发展及灭亡的历史。小说借鉴了编年体史书的编著模式，以三国纷争的历史进程为主线，以王业兴废为焦点，把近百年的历史故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主要写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而作者的兴趣则在于揭示这个时期的各个军事集团如何兴、如何亡。如前33回的主要内容是汉末的群雄争霸，矛盾的焦点是曹操和袁绍两大集团的斗争，作者对二人作了多方面对比，重点则是对兴亡教训的总结，顺民心、得人才、有谋略者得天下，这是作者表达的主要思想。后十五回写三国的覆灭，主要展现的是三国各自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对司马篡魏、后主信谗、孙皓暴政等作了深刻的描写，情节虽然简略，但着眼点仍在如何兴、如何亡。作者以写实的态度，比较客观、完整地展现了这百余年的历史过程，其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启示，因此具有较大魅力。在创作上，《三国演义》继承了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七实三虚”可以说是该书取材的基本原则，小说中虽有不少虚构成分，但大的历史事件皆取之于史册，主要人物的性格、经历也基本符合史实。《三国演义》的写作主体显然没有历史和文学的区分意识，所以，小说文本没有呈现历史与文学的差异性理念，所有历史和文学的故事元素和话语表达都是被混淆界线与纠缠不清的。正是导源于先天性质的美学观念的局限，小说被涂抹成为既不是历史又不符合文学一般规定性的一个混合性文本。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和文学的同一性关联在哲学意义上，它们都应该和必然地表现历史的客观规律及其偶然性结构，换言之，历史和文学都必然共同地隐含着历史理性和辩证逻辑。然而，遗憾的是，《三国演义》也没有让读者阅读到这种哲学意义的历史与文学的同一性可能。于是，呈现出令阅读者沮丧的思想场景：本应该区分的历史和文学的差异性被混淆了，而相应的是，本应该被同一性关联的历史理性却被割裂了或缺席了。所以，《三国演义》宿命性地选择这样一种草率和粗俗的历史观：所有历史形式都不过隐藏着国家政治的机械运动和权力的逻辑循环。换言之，历史只不过是暴力和权力的竞技场，是阴谋和权术的帷幕下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转换与平衡。在所有的叙事场景中，历史的公正性或历史理性被消解和侵蚀掉，只有杂乱的历史故事的剩余物出场和偶然性的碎片主体成为历史的主角。鲁迅曾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其实鲁迅的看法是有偏见，《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确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操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骄傲自用，不顾大局，例如：要与马超比试武功；谩骂孙权，拒不联婚；耻与黄忠并列，不受五虎将印；轻视陆逊，因而招致失败。作者大量采用了春秋笔法，比如把刘备亲自指挥的火烧新野换到了诸葛亮头上，这种写法寄托了作者自己的理想，作者以为君主只要有宽洪大度的领袖风格即可。如小说中的刘备，文不胜孔明、武不及关张，却被作者颂为明主贤君。但作者又认为，作为“军师中郎将”的孔明，应在军事上表现突出。这种写法是为了加强人物的某种品质而进行的虚构，也达到了艺术的真实。这种笔法也用在了曹操这个一代英雄身上，罗贯中本人正统观念非常严重，他对垂垂欲亡的汉王朝抱着十分同情的态度。因此在小说中，对曹操的描写也很对立：一方面对他平定北方，给百姓带来好处持赞扬态度，如小说虚构了他进入冀州会见几位白发老人，并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另一方面，作者对他一步步升为魏公、魏王十分不满。小说多次写了汉王朝的忠臣为反对曹操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如国舅董承的密谋，国丈伏完的密谋，王必、耿纪、韦晃等的谋乱，曹操都是这些人反对的对象。三国故事基本上以魏、蜀、吴三国兴亡为纵线，以战争发展和人物活动为材料。九十多年的兴亡史大约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由黄巾之乱至赤壁之战为第一阶段；三国鼎立至诸葛亮病逝为第二阶段：此后至晋统一天下为第三阶段。其间穿插以魏、蜀、吴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纷争，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文臣武将的奇谋险计逐一带出，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由于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回合之间前后呼应，在紧随主线发展之下，分散之中有集中，首尾一贯，形成一个统一的小说系统。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次将书信等应用文体大量、频繁地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书中的许多重要关目和重大事件如桃园结义、董卓之乱、帝王废立、孙坚阵亡、徐州解围、官渡之战、蒋干中计、东吴招亲、曹操平西凉、孙权遗书退老瞒等，都与书信等应用文体的使用效应有关。据统计，全书除了第8、12、25、27、34、38、39、41、42、44、46、48、50、51、68、69、70、78、88、89、90、95共22回之外，其他每回都运用或提到了应用文体，有的章回运用了多种应用文体。作品中共有包括书信在内的各类应用文334道（含作品中提到而未见其原文者），其中榜文7道；诏书52道；檄文9道；表54道；策文2道；盟誓1道；书信172道；奏章9道；诰2道；谕2道；世谱1道；借条1道；祭文4道；军令状5道；对联1道；敕文5道；疏4道；碑文1道；遗书4道。这是中外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如第1回写张角犯境，幽州太守放榜招募义兵，通过一道榜文，很快就将刘备、关羽和张飞这三个本来素不相识的人联系在一起“桃园三结义”。第3回写何进矫诏各路诸侯进京“清君侧”，久怀不轨之心的董卓得书后“大喜”，立即亲率二十五万西凉大军杀奔长安，从此故事情节变得极其复杂惊险。正是何进的一封矫诏，不仅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也开启了短命然而祸国殃民的“董卓时代”。曹操行刺董卓不成，被董卓“遍行文书”缉拿，似乎曹操从此淡出了政治军事斗争的舞台，但第五回曹操凭借一道矫诏和一道檄文，将十七路诸侯集结成讨伐董卓的联盟，后来魏蜀吴三个集团就是脱胎于此。第29回，盘踞江东的孙策求为大司马而曹操不许，孙策便有袭许都之意，于是吴郡太守许贡上书给曹操，建议曹操诏孙策还京师以便控制孙策，不料密书为孙策部将截获，许贡被杀。后来孙策在丹徒之西山打猎时，又遭到许贡的三个家客的伏击，孙策身受重伤而亡，孙权开始掌江东之事。第65回写刘备入主益州后评定五虎上将，远在荆州的关羽耻于与马超同列而写信给刘备，要入蜀与马超比武，情急之下诸葛亮马上修书一封给关羽，晓以利害，成功地阻止了两虎相斗必有一伤的结局。[13]作者大量使用应用文可能和全书的文学特点有关，《三国演义》叙写了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一百余年间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再现了魏蜀吴三个集团的兴衰过程，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之纷纭复杂，人物之多，空间之广，头绪之乱，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堪称数一数二。罗贯中解决“合而难好”的难题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借助于书信等应用文体，把不同的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使头绪纷繁的故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而且，作品的性质是历史演义。历史演义重在再现历史人物的活动，这些人物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中本来就离不开事务文书的充分运用；又因为是演义而不是历史，故在演绎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可以对包括应用文体在内的史料进行加工改造和适当的虚构。如第4回李儒不宣读完策文，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的程序就不算完成；第5回，袁绍不宣读盟誓，建立讨伐董卓的联盟的程序就不算完成；第80回僬周不朗读完祭文，废除汉献帝的程序也不算完成。第9回吕布不发矫诏，董卓就不会放心大胆从郿坞回到长安，董卓回来后，吕布不宣读矫诏就不会理直气壮地动手搠死董卓。第11回写曹操为报父仇而欲血洗徐州，刘备修书望其“先朝廷之急而后私仇”，曹操得书后乃撤兵。第34回当官渡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时，曹操怯于袁绍势大力壮，是进是退举棋不定，便写信向远在许昌的谋士荀彧咨询。荀彧在回信中仔细分析了双方的形势，力劝曹操在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建议曹操“画地而守，扼其咽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要曹耐心等待机会。曹“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后来曹操果真出奇制胜，消灭劲敌袁绍，为统一北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第45回赤壁大战前夕，一封由周瑜杜撰、并故意让蒋干偷窥并带回江北的所谓蔡瑁、张允的通敌文书，使得本来不习水战的曹军损失了两名训练有方的水师都督，从而去掉了周瑜的一块心病，双方力量对比瞬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59回写曹操与马超旷日持久的战斗中，采用“抹书”的方式，轻易地离间了韩遂和马超的关系。曾经感叹“超儿不死，吾无葬身之地”的曹操，仅凭几封故意涂抹的书信，即取得战场上几十万大军不能取得的辉煌战果。第60回“孙权遗书退老瞒”也是书信运用于军事和外交斗争的一个范例———孙权和曹操在濡须坞对峙数月，双方各有损益。孙权致信曹操：“即日春水方生，公当速去。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曹操阅信后“重赏来使，遂下令班师”。